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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岁时，妈妈生下了妹妹，远在区中学和镇小学当教师的父母，把我托付给了爷爷奶奶。实际上抚养我的责任，全落在了在村小学当教师的十八岁的姑妈头上。那年夏天，姑妈抱着多病的我，爬了十来里的山路，去看一位老中医。到了中医家，姑妈掀开包我的盖头一看，我正屁股朝上地躺在姑妈怀里。显然，我的小嘴正被姑妈的胖膀子严严实实地捂着。我脸色铁青，没了呼吸，姑妈吓得“嗷嗷”大哭，不知所措。见多识广的老中医倒提着我的小腿，用他硕大的巴掌，朝着小屁股“啪啪”几下，我终于“哇”地一声哭了。青紫的小脸立刻泛起了红晕。我在阎王开的托儿所了，滑了趟滑梯，回来了。
八岁那年，我到邻居孙爷爷家的李子树上摘果子吃，一不小心，踩断了树枝当时，我觉得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。而且感到自己在王母娘娘的后花园里，吃完蟠桃又吃长生果，后来竟偷喝了她的千年老成酿睁开眼一看，我正躺在奶奶的怀里，喝孙爷爷灌的大粪汤呢。
十岁不到，我刚上完四年级。文革的原因使出生不好的母亲，由公办老师降为民办老师，后又降为农民。加上姑母的出嫁，母亲是独生女，父亲又没有兄弟，父亲微薄的工资和母亲过低的工分，要养活四个老人，六个孩子，我们家成了当地著名的“超资户” “上级领导”说什么也不让我哥哥上学了，让不满十二岁的他回家当农民，挣工分，赶还家里的“超支款”妈妈不肯，每天晚上都被叫去上政治夜校，或开批斗会。有一次，还被当作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破坏分子，在全区的教师大会上挨批斗。无数个夜晚，我们兄弟姐妹都是默默地挤在奶奶的床上，等母亲回来。“人在屋檐下，哪能不低头，”懂事的我，主动站出来，替哥哥当了一位农民。我的任务是养好一头小黄牛。每天早上，天不亮我就起了床，摸着黑，胆战心惊地到牛栏里把牛牵出来，然后把它带到草最肥美、最鲜嫩的地方去，让它吃个够。害怕了，我就把头靠在它身上和它说话。那时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，它就是我最忠实的朋友和最可信赖的伙伴。等天亮了，它被人赶去犁地，我就回家洗一家十来口人的衣服，再协助奶奶做十来口人的饭，然后再提着篮子或背着竹篓到山上准备牛的午餐。夏天的中午，骄阳似火，热得人喘不过气来。我常常一个人在烈日下，泪水、汗水一起流。
有时，一竹篓的青草比我重多了，我背不上肩。就设法把竹篓推到矮一点的田埂上，自己再下到水田里，把竹篓背上肩；然后，手脚着地爬上田埂。午饭后，骄阳仍挂在头顶，我便去打猪草或为牛准备晚餐，回家还得为弟妹们洗澡（老家的习惯时常先洗澡后吃晚饭）。晚饭后，哥哥和弟妹们可以捉迷藏，我得洗碗、织毛衣、绣花（母亲说这是为了让我将来不受人欺负），一直忙到近十点。十个月后，我病倒了：先是打疟疾；后是扁桃体发炎，肿得几乎封住喉咙，呼吸相当困难；不久又查出患有肾炎。不得已，医生要父母在病危通知书上签了字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死神手里逃回来的。反正这一年，我放牛挣了120个工分，每个工分五角钱，我为家里挣了60元钱，但为我治病父母却花去了的300多元，那可是父亲近一年的收入啊。做教师的父母，从不求人的父母，在任何艰难面前从不落泪的父母，为了乞求大队和公社的干部让我上学，声泪俱下，几乎给人跪下了，我终于又返回了朝思梦想的校园。
多次死里逃生的经历，让我觉得活着真好；在农村多年吃萝卜饭喝红薯粥的生活，让我真心地感到今天的幸福。
于是，做母亲的我，为陪女儿写作业、弹琴、打乒乓球，我从不打麻将、极少上舞场；做妻子的我，几乎承担了买菜、做饭、洗衣等所有的家务，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；做儿媳的我，为卧床的婆婆变着花样做各种饭菜，洗婆婆因尿失禁而臭气熏天的裤子，从没发过牢骚；我和丈夫的弟妹们，上大学、结婚、盖房子，我总是很大方地几千几千的给予资助，无怨无悔，总觉得那是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。
虽然和我的许多同龄人比，我很苦、很累、也很穷。但我常想：要不是那场突如其来的疾病；要不是我的父母苦口婆心的央求，我连初中都上不了，更别说读完高中又参加高考了，至于今天的一切也只有在梦中享有了。我也会像众多的乡下姐妹一样，终日过着“口朝黄土背朝天”的日子，我的孩子也会因贫困而上不起学。所以，我非常地珍惜生活，也感激命运的恩赐。暗下决心一定要做一个像我母亲一样的好女人——尽职尽责的关爱家人，不向任何残酷的命运低头；同时，我又执着地热爱我的工作，思想着有一天，也像我的父母一样桃李满天下。
我将永远记住我母亲常对我说的一句话“知足常乐”笑看人生。
1996年